此，最好由新董事致函原董事会，情愿放弃董事资格，请原董事自由选举，这才可以减少政府干涉之嫌，又能让他们重新当选。
几天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孙科说：也可以“由新董事向政府辞职”，然后“让旧董事会自由选补。”这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尊重董事会独立的原则，区别在于前者是让新董事“放弃”董事资格，后者则是让他们向政府“辞职”。在这封信中，胡适还用英文引述了孟禄所谓好政府、坏政府的话。
12月中旬，孟禄如期到达上海，中基会第三次常会也准备在半个月以后举行。经过一番接触和胡适的反复解释，蔡元培等人终于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孟禄却发现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政府的命令在前，如果以教育部而不是国民政府的名义召开会议，还“不能使旧董事会有法律根据”。
这时已经是12月23日，距国民政府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行政例会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急忙与蒋梦麟联系，并为他起草了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开会的文件，然后让他带回南京。
直到28日傍晚，胡适从蒋梦麟来电中得知，“前案已通过国民政府”，他才如释重负。为此，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道：“其实此次所提之案即是我以前为孙哲生（孙科字哲生）拟的办法。而我的原办法比今回所通过的办法，冠冕堂皇的多了。他们一定不采用我的办法，却一定要等到一个外国人来对他们说，‘不这样办是拿不到钱的’，他们然后照办！说起来真可羞！”
1929年1月3日，中基会在杭州召开会议。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抱怨说：“此次大家都是很难为情的。杨杏佛放了一把火，毫不费力；我们却须用全部救火队之力去救火！”胡适认为大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过是“给这个政府留一点面子，替一个无识的妄人圆谎”。为此他又气又恨，非常痛苦。
会议开始后，又出现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原定由汪精卫接替周诒春担任董事，但是有人反对汪当选，美国董事也“怕他捣乱”；二是5名旧董事的辞职表面上是自己提出，其实仍有政府胁迫之嫌，何况原来由政府任命的5人如果全部当选，也给人以做戏的感觉。
当天晚上，胡适迟迟不能入睡，他觉得“实在没有面孔留在基金会，遂决计辞职，提出任叔永为继任人。”
第二天一早，胡适拿起周诒春交给他的一个董事任期名单，仔细看罢，“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第一，由于郭秉文到六月份就要任满，如果让汪精卫接替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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