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上海市科委召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科学院3个单位的有关研究人员讨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代表终于说出了他们的鉴定依据。
邹承鲁、杜雨苍、张友尚三人通宵实验，发现复旦的测试法非常不规范，其省去了必需的、数以千项计的对中间产物的分离纯化和鉴定，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提出的要求——复旦大学生物系，从来都没有完成过A链、B链和整个胰岛素的合成。
在花费数月、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1960年下半年，3个单位共约800人的“大兵团作战”陆续鸣金收兵，偃旗息鼓。除了科学院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惨败后，国家也进入了调整时期。
“大兵团作战”中的恶性竞争使北京、上海的胰岛素工作组心存芥蒂。1963年，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几个单位决定开始协作，北大化学系派了研究人员到上海去。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约法三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清晨，杜雨苍从实验室走了出来，从他举着的细管中，人们逆光细看，看到了结晶的闪光。在惊厥实验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66年，该结果用中、英文分别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学术拜访活动中，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果得到了法国巴黎科学院院士特里亚，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诺贝尔奖金得主蒂斯利尤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等人的认可，其中不乏认为该成果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意见。
1973年，杨振宁致函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称自己准备提名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果得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请郭提供具体的人选。
中国驻美联络处出面回复杨振宁：
“虽然如果我国科研人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会起某些积极作用，但考虑到该奖金系由资本主义国家颁发，且我国胰岛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难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选，故我们倾向于婉言谢绝杨振宁的好意。
当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杨振宁再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说的——表示，自己愿意为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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