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底，当我们率先完成胰岛素的拆、合，发现A、B两链能够按天然结构自动折叠成胰岛素，科学院等机构的领导第三度选择“保密”，没有让文章发布，而这也是当时50人规模的中国科学家团队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一年多后，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得出了类似结论，后借此获得诺奖。
800人大兵团“夹击胰岛素”，几乎无所获。
于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由一些缺乏科研经验的青年教师、学生领导，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胰岛素A链合成的主要工作者之一陆德培后来接受访谈时回忆：“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在他们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
当时，生化所、北大化学系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都不对中间产物做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更大的肽段赶。1960年4月19-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上，3个单位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他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礼，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两条链！
当时，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饥荒时期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下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最后的A链和B链的全合成工作。4天之后，生化所仍没能证明合成了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
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开辟了第二个战场”。
高等教育部的竞争又刺激了科学院。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高官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指挥五个研究所300多人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完成时间由20天缩短到半个月、一个星期。许多人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以至于领导下命令：“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不同，胰岛素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的假想并不成立。70天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工作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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