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策，也直接铸就了唐代的繁荣，成就太平盛世。
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改为租庸调制，增加了地主阶层和国家的收入。
但也为安史之乱后，国家形势的急剧恶化，埋下了隐患。
所以和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制度，在唐代还是很正确的。
第二种就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各地方政府，查清各处地田亩多少，按亩均摊税赋。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清代的“人头税”，就相当于汉代的“算赋”和“口税”，也就是说，不再按照人口收税，而按照田地的多寡来收税。
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而那些地主豪强的赋税则有所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矛盾，很有借鉴性，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于目前土地已经严重兼并的情况，无法改善。
也无法把大量事实上成为奴仆的百姓，解救出来。
调查研究需要时间，政策的制定更需要慎重考虑，所以一时之间也急不来。
这期间刘志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边疆，首先他同意了皇甫规等人将千台伯德放回去的请求。
背地里却加紧研制降落伞和火药，有了无坚不摧的利器，一个通天山天险，在他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同时大量向辽东，辽西，乌桓，东羌，西羌和匈奴，乌孙等地派遣间谍。
一来收集当地的情报，二来进行一些挑拨离间的活动，第三嘛自然是进行一些适当的破坏。
这也是间谍战的常规操作，作为现代人，自然很明白间谍在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至于一去不回的羽林军，在现在这般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谁还会在意呢？
再说了，并州那边一直没有大的战争，而皇帝陛下又接受了乌桓首领千台伯德的降书，将他放了回去。
最关键的是，皇帝陛下似乎对打仗的事情也不再那么有热情，一直闭口不谈。
这让大部分的文臣们都松了一口气。
至于军机府的设立，不过是陛下为了平衡朝堂势力的手段罢了。
如此这般，一直顺利的来到了年尾，这一年间虽然出现了扬州和荆州的大水灾，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勉强平稳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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