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汉室天下的粮食市场，都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粮商组成，并完全遵照市场经济发展。
关中米多、关东米寡，关中米贱、关东米贵；
关中的低价粮，自然也就被唯利是从的粮商群体运去了关东，以高价售出。
在这种绝对遵从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律下，关中、关东虽粮产各有高低，但在粮商米贾‘不辞辛苦’的运输下，关中、关东这两个本该互不相干的独立粮食市场，便也被莫名合并成为了一个整体。
——关中粮产虽高，却大半被粮商运出关外，所以即便粮产充足，关中粮价也依然很高；
而在关东，虽然有上千万石粮食自关中运出，但高昂的运输费用，也使得关东粮价居高不下。
也正是因此，在少府官营粮米之前，天下无论是关中百姓，还是关东诸侯国民，都只能无奈接受‘无论丰年、灾年，粮价永远只比百姓承受极限低一点’的残酷现实。
说的再具体一点，便是作为天下粮仓的关中，粮价常年维持在一千五百钱至二千钱每石上下；而严重依赖从关中‘进口’粮食的关东地区，粮价也普遍在二千五百钱左右。
如此高昂的粮价，自然是让曾经的粮商群体赚得盆满钵满，也使得天下百姓哀鸿遍野，距离‘民不聊生’的程度，也仅一步之遥。
而在‘受刺长陵’的监国太子悍然出击，彻底铲除了关中的粮商群体之后，原本‘欣欣向荣’的汉室粮食市场，却嗡时进入了一段诡异的空白期。
在过去，天下粮食市场的运转，是以关中粮商运粮出关，转输关东，以促成‘关中、关东皆苦于粮米稍有不足’的供需关系，以维持粮价居高不下；
但在刘盈趋势少府以官方身份下场，一举垄断粮食市场之后，这种固有模式却被顷刻间击破。
想想就知道：在刚成立不久，尚未完全安定的汉室，将粮食这种战略资源运过函谷关，显然不是关东那些土财主能做到的事；
失去了‘手眼通天’的关中粮商，关中粮市和关东之间的联系，自然是被轻易切断。
如此一来，早先被粮商群体合为一体的关中、关东粮食市场，便也自此分割成了两个独立的市场。
——在粮产充足，且有少府‘宏观调控’的关中，粮价平稳下降，自汉十一年春的二千多钱每石，已经降到了去年秋收后的二百钱每石；
而在粮产不足以供应需求的关东，粮价却仍旧居高不下，常年维持在二千钱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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