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露记得经济不富裕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她不曾真正体会过断粮或居无定所的威胁，毕竟她从来没有沦落到那种境地。在香港的那些年，她和妈妈虽然过得拮据，所幸身体却十分健康，主要开销不过是房租和吃饭，不比蔡琳这种到处借贷的举步维艰。
在她考上美国的寄宿高中以及后来的耶鲁大学后，家庭的经济压力反而小了，因为高额学费与住宿费都由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支付，妈妈不用专门给她打钱。
为了支付她所有的额外开销，像是衣物、书本、寒暑假活动和学期中间偶尔跟朋友一起出去社交的费用，朝露在四年的大学期间一直在校园里打工。好在工作内容并不辛苦，因为她用心浏览各类招聘帖子，特地找了性价比高的那种零工—比如运动赛事检票、中文课辅导答疑以及坐在音乐学院琴房门口和法学院图书馆门口检查学生证件，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做自己的事。
再次强烈感受到经济压力，可能是上法学院的时候，她破釜沉舟地向银行借了十几万美金的贷款以完成三年的jd学位。纽约的生活费用惊人，她只能尽量去节省，外食的次数少之又少，全靠自己在家动手丰衣足食。
跟她诸多富二代官二代的同学一比，朝露简直是杂草根的出身，为了地铁误吞她的乘车卡可以跟一脸晚娘面孔的站员理论上半天。
也正因此，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相对乐观的人，即使是在人生的最低谷，也没有放弃未来会更好的希望。然而如果将她放在蔡琳的鞋子里，她恐怕无法在承受那么多痛楚后，依然温柔敦厚地对待这个世界。
也许有的时候，人比人，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是多么富足。
朝露带着一种全新的幸福感回到了自己的家，往常怎么看怎么暗淡的酒店式公寓标配家具，居然在她感恩的眼光里，多了几分光鲜亮丽。
她好像有点开始明白，为什么古人会说施比受有福。
所以在老板王赫甩锅给她，让她代表合伙人群体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办公室主任一起牵头秋游团建活动时，她也没有下意识的反抗，反而是甘之如饴地接了下来。
他们律所国内的两个办公室每年有一次全员3天2晚国外旅行与一次同样长度国内旅行的预算，所谓国外，压根儿跑不出亚洲，总之是在几个邻国，机票费用不贵。通常秋游是在国外，春游是在国内。
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办公室主任在她的指示下，做了个电邮问卷调查，给了大家三个秋游的地点选择：日本关西、韩国济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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