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不耐烦见韦忠，但仍然存有一丝好奇心，不知道落到这班田地，韦忠本人是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问。韦子节听问，长叹一声：“唯求速死耳。”
他也没什么意愿去见裴该。固然各种骂贼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时在其脑海中闪回，但仔细想想，却实在没什么理由、言辞，可以指摘裴该的。
自己本是晋人，附了胡了，倘若见面，裴该自能以此来大做文章。而裴该本来就是晋人，仕晋而战，天经地义，不违圣人之教，那我又拿什么话来斥责他呢？
骂他不识天时，不明顺逆？既为晋人，为晋尽忠，乃至死节，这正是儒家宣扬的忠义啊；关键晋在汉先，也不好说他从叛、附逆……骂他不念乃父之仇，仍旧忠诚于司马氏？则难道关龙逄之子必须背夏，比干之子必须背商么？焉有此理！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为报父仇而引吴兵入郢，在儒家正统观念里，是应当受到鞭笞的。
所以韦忠表示，我没啥话可说，但求速死——如今这境遇，比死可还难受哪！
部曲报入，裴该就说，我不见他了——“可即枭首正法！”
话音才落，书记郭璞劝谏说：“不可，韦忠素有义名，杀之不祥。抑且其与尊先公有怨，人或以为明公因私恨而轻戮人……”
对于郭景纯前一句话，裴该完全嗤之以鼻——何所谓“义名”，救过一次上官就算“义”了？但于其后语，却也不禁略略沉吟，随即就问：“卿以为，将如何处置？”
郭璞拱手道：“今虽大破胡，所俘杀贼将不多，刘雅、卜抽尸已焦黑，难以辨识，实不便献捷洛阳。何不解韦忠入洛，交由天子正刑可也。”
裴该想了想，此言大是有理，便即首肯。随即提笔写下一行字来，命人书于布幔之上，张之囚车前，一路押送韦忠到洛阳去，但逢都邑，都不准绕行，要拿韦忠游街，顺便宣扬此战之胜。
那行字其实也简单，套用韦忠“弃典礼而附贼后”的话，写作“弃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从奸行——河东韦忠”。本来“为虎作伥”是个很合适的词汇，只可惜这年月还没有……
处分了韦忠之后，即好言奖勉吕氏族人，要他们先在营中暂歇，自当有赏赐颁下。
所俘约两万胡卒，命各将前往甄选，可以挑一部分老实的充入裴军——主要选氐、羌善骑射者，数量不宜过多，总计在千人上下可也——其余氐、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监视屯垦、放牧；大约五千左右屠各、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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