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的一块也是罕见的珍宝，高有一米的顶级和田墨玉，其价值简直难以估量。
就算保守估计，这一尊墨玉佛像的价值也不会低于10亿人民币。
第二尊白玉佛像和上一尊墨玉燃灯佛像大小接近，通体都是用上等的和田白玉雕成。
此尊伐阇罗弗多罗尊者像身着阔领僧衣，双腿交盘座于莲上，手持浮尘，颈饰璎珞，面型饱满，双目低垂，一副娴静恬雅、慈悲包容之态。
伐阇罗弗多罗尊者，十八罗汉位列于五，为梵语Vajraputra的音译，与自眷属一千一百阿罗汉守护正法，乃证不死不坏金刚子之果位。
伐阇罗弗多罗尊者终日静坐，岿然不动，博学强记，通晓经书，闻思究竟，其大法力备受信众推崇。
造像对袈裟、璎珞的表现恰到好处，呈现除了了出织物的柔软以及珠串的灵动之美；面部及双手的刻画具写实效果，反映了匠人高超的玉雕技能。
分析其艺术风格，肖遥可以断定，这件雍容华丽的玉雕佛像是出自元代宫廷“梵像提举司”的典型作品。
至元十二年，元廷工部始设“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十八司局，并由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统管，主理宫廷专供造像制办事物。
所以此尊玉雕结合了尼、藏、汉多种风格元素，独具一格，亦对明代宫廷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合此件作品，其面部塑造以及衣饰体现出了鲜明的汉地中原风格，而莲座的形制，尤其座缘突出的连珠纹饰则显然是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特征。
要想证明这一点，一尊清宫旧藏的文殊菩萨玉像可作为佐证。其封底刻有题记：“奉佛高全信一家，舍财造文殊室利一尊，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大德九年五月十五日记耳”。
这件被广泛认为是元大都玉像标准器的作品，其整体风格、铸造工艺及材质均与此尊者像有很高的一致性。
对比另外一尊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同样被认为是元宫廷作品的释迦牟尼玉像便可发现，其与这件尊者像的面部塑造均呈现出明显的“汉化”特征，而莲座的风格则源自喜马拉雅地区的造像艺术。
另外，释迦像座前横置的金刚杵，也证明了其密教的属性。这种混合式的艺术风格也正是“梵像提举司”造像最大的魅力所在。
这一尊白玉雕像的玉质比上一尊墨玉雕像的玉质要略好一些，又是元代极其少见的传承玉雕，整体价值比上一尊墨玉雕像要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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