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你把民间管得死死的，然后再隔阻商路，让百姓口袋里没有钱，的确能够轻松控制百姓了。似乎这也是个牧民的不错法子，很多朝代、君主、名臣对此都很有心得。
比如商鞅在他的《商君书-垦令第二》就说：“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农无得籴，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粜，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商鞅深悉人性好逸恶劳的本质，他的应对的法子，就是“饥民”劝耕，然后使国家仓廪丰足，再以军功受爵使百姓好战，终于为大秦一统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种法子，也就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环境下才使商鞅得竟全功。后来的历史长河里，随着文明发展了，就很少见到成功的案例，最起码在中原地区就很难被复制。
扼制了消费，商贾就无法扩大生产和流通，最后这个地方经济就变成了死水一潭。比如，西夏国的现状，就完美解读了“安氏经济学”的反面教材。
其实在安宁看来，西夏那种地方，根本就不适合立国。此前同为西北割据势力，河东折家一门心思要做大宋的忠诚良将。而西边的党项人李家，却要野心勃勃想要立国。
到如今一百六十年了，折家世代为大宋藩篱，名将辈出，朝廷倚为柱石。折家过的日子，也远比西夏王族的日子好过。
难道他西夏立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吃苦受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