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处境是十分孤寂的。也难怪，被最高权力所仇视，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有人这样评论这个时候的胡适：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推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 cha
ges
ecessa
y fo
the g
owth of scie
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