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 这也表明，或许，“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陈独秀在1920 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因此，“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他还强调：“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那些所谓“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这种思想，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主持的《湘江评论》马上发文，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积极响应。
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后来，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是最为令人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