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
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但他自己认为“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头，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或许，这便是胡适的真，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