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一般是不上战场。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 “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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