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严格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评议部是由班长和室长组织而成的，要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选举、严格的任期是民主制度区别于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执行部对评议部负责并在评议部监督下行使行政权，则有民主制度下行政权和约束、立法机制分立的雏形。把权力置于监督之下，防止独裁和权力的被滥用，这同样是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评议部开会时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说明大家对执行这个制度是很认真的。
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执行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度止的危险。
两江总督端方，其实是个新派人物。戊戌变法中，朝廷下诏筹办农工商总局，端方被任命为督办。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
升任湖北巡抚不久，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代任两江总督创建暨南大学。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用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中国公学简直就是个革命党人的培训学校，能够为这样的学校每月拨银1000两，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可惜，这样一个开明之人，最后还是死于革命党人之手，不能不令人惋惜。
胡适写到：“到了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致绝大多数学生整队退学，自行组织中国新公学，仍继实行民主政治，支持至一年余始解散。这三年多的维形民主国，在中国政治革命上是很可纪念的。＂
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话中，又强调了中国公学当年的共和民主的政体在教育上的试验意义，他说：“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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