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四)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法律几近将民众的言论、结社、集会、出版、信仰乃至人身权利剥夺殆尽。
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上台后的短短五六年中，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恐怖统治而死难的人数多达100万以上。除了政治上的对手，蒋介石政权对于知识界的严防和残杀尤为酷烈，堪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早在1929年初，学者胡适发起了“人权运动”，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随后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些文章一发表即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文宣部门的严厉警告，著作很快遭查封。
蔡元培则给胡适写信表示支持，他说胡适的文章“振聋发聩，不胜佩服”。
在1933年2月的一次青年会演讲上，蔡元培说了下面的话：“至于说国难时期，不许人民要民权，只要人民尽义务，这更不对。试问：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都剥夺了，还望他们从何处尽他的义务去呢？譬如我们在此地房屋将倾，还是手同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同脚都被绑了起来的能起来挽救呢？”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教授许德珩。14日，各报发表消息，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
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电报。
电云：“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外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因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193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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