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亲、民国教育家邓宗的培养。邓春兰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她和两个姐姐一样从小就在父亲的支持下不用缠足。1911年高小毕业后，她又随父到兰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不少进步书刊，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
尽管蔡元培等进步人士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张，但当时北大尚未招收女生。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邓春兰想要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于是选择致函北大校长。不巧的是，蔡元培刚刚于5月9日愤然辞职，返回绍兴老家，因此未能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封信。
等不到回信的邓春兰，6月份又写了一篇《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她以西方国家作为参照，主张中国女性在教育、职业、政治权利上应与男性平等；倡议在大学附近为女性创办补习班，帮助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女性通过努力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她将这封“同志书”连同给蔡元培的信一起发给新闻界。1919年8月3日被北京《晨报》发表，很快获得上海《民国日报》以及英、法人士所办报纸等多家转载，引起社会关注，也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多地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开始呼吁要求大学解除女禁。
这一年的9月份，蔡元培返回北大复职。看到了邓春兰的来函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吁，随后于12月作出回应，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1920年2月，北大先后招收了九名女性旁听生，邓春兰是其中之一。到了当年秋季招生时，蔡元培将九人全部正式录取，其中邓春兰入读哲学系。北大首开男女同校先河后，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效仿，使得更多女性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对此，有人曾责问蔡元培：“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示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三言两语，于轻描淡写之中，智慧和巧妙的避开了传统的束缚，开创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
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界呈现出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争先涌现。蔡元培照样是“兼容并包”， 于是北大张开大海一样的胸怀。
胡适、陶行之等，簇拥着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而久居北京。
约翰•杜威（J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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