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人们必然极力怂恿、促其成功。尽管赵匡胤完全可以弹压自己的亲信武将，但他无法直接控制围绕这些武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也无法长久下去。
因此，赵匡胤仅仅解除自己亲信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将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镇制度。对此，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的策略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镇头领的权力：
在第一批藩镇大将被罢免之后，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禄，并使之居住京师加以控制，终宋一朝，虽然武人的地位和职权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却极为优厚。同时朝廷会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镇担任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后来便演变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职。不仅如此，知州们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动的官僚无法形成势力，也就解决了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的问题。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层军官的权力：
正如节度使被知州等官员所取代那样，朝廷也开始在地方委派知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而不再由镇守将校兼任。
同时，知县的选派也与科举挂钩，由中央统一考核、委派，这就断绝了地方武人垄断选官、任官的权力。同时设置县尉，类似今天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地方治安，从而剥夺了基层武将干预县一级行政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县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则是瓦解大将的亲信集团，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原先的藩镇大将，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势力，将辖区内的文职工作，如税收、民政等问题委任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而原本负责这些任务的文官则边缘化。
宋太祖改革以后，严格禁止大将将辖区内的文官权限交给自己的亲信武将，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执掌行政权力。此路一开，宋朝对于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刺激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而武将从此仅仅掌握训练、带兵的权力，而不得干预州郡的行政事务。
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备的官僚制度，节度使也从原先的独立诸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位荣誉，而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终结，宋朝也终于进入“文官政治”时代。
但文官政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却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轨道，逐渐成为宋朝的另一个弊病，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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