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废中书和宰相，集六部权力于一身，后因政务烦扰，遂建立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内阁作为顾问和幕僚。
明太祖、明成祖是贤明君主，对内阁大臣有所规定，“不能侵犯六部职权，或兼领他部职务”，内阁大臣即使拥有超高声望，也不敢肆意妄为。
明仁宗后，内阁大臣的地位日益显贵，官员品秩有所上升，而且监管的职务也越来越多，实现了皇帝“私人顾问”到朝廷“政务机关”的超越。
权高则体大，职能虽依旧是票拟、草拟诏赦，参与协同中枢决策、顾问等基本内容，但对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两个地方可以简单说明：
第一，到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虽然是出于君主政治的现实需求，但毋庸置疑的是，因皇帝年幼，皇太后和皇帝都授予了张极大的权力。“万历新政”的成功推行就是一证。内阁大臣权倾朝野，颇有声望，本身对皇权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内阁原为私臣，是中央集权的必然。而明朝还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特色，“宦官专权和朋党搏击”。
皇帝通过身边宦官，允许他们识字读书，代批“批红”，也是为了牵制内阁权力，更好地维护皇权。从这宦官制度发展也能看出内阁对皇权存在一定的制约。
内阁的兴盛颓衰也是侧面反映皇权变化的渠道，其中因明朝历年皇帝能力、性格等原因，对内阁的接纳和管控有所不同，内阁的权力大小也随之变化。
但整体上看，内阁制度是封建皇权统治的产物，对中央集权君主**的强化功不可没。
实际上，内阁与皇权的“制衡”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永乐中后期，内阁权力上升。具体表现在阁臣票拟权力的发展。皇帝赋予部分阁臣秘疏言事的特权，从而使阁臣能够更好的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宣德时期，内阁票拟权得以制度化。
一直到正德时期，内阁的首辅和群辅的分化区别，让内阁权力进一步合法化。但此时，内阁还不能说与皇权展开了斗争，皇权始终位居高位。
到了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内阁权力逐渐达到明朝时的顶峰。尤其是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内阁尽收部权，似乎自然而然地压制了皇权。虽说是皇帝授予首辅的大权，但张居正的确也以帝师身份，擅罢朝臣，大小事务“听张先生处分”。内阁几乎僭越在皇权之上，皇权顺势处于下风。
万历中后期，内阁权力衰弱，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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