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说要把玉米贸易这件事一直瞒着潘顺德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潘顺德是香港人，而且他的饭馆也一直在进玉米，时间一长就会知道玉米的价格因为有国内方面的大量进口而降低了。
但我们却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到那时我们基本可以控制住市场了。
要控制市场主要就是买方和卖方。
对于国内的卖方当然不是问题，有杨先进的关系网在，还有我们手里军警撑着，国内的玉米咱们是想买哪里就买哪里。
香港方面的买方就有点麻烦，主要是我们对香港这地方并不熟悉，唯一的关系也就杨先进的一个战友……确切的说还不是杨先进的战友，因为这个战友在抗美援朝时的战场上负过伤，这时随着年纪的增长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杨先进拜托这位战友的所有事，都是由这位战友的女儿代办的。
但是杨先进对此却很有信心，按他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香港的玉米价格比国内高出五、六倍，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就使得我们更容易控制这些买家。比如，我们开出一个有足够诱惑力的价格，然后要求与他们签订几年的合同……”
“唔！”闻言我不由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如果我们卖的玉米价格便宜很多，而且质量成色又好，那香港方面的买家还会以为是我们不懂得香港的行情在贱卖呢。他们也巴不得签这种合作几年的合同。因为他们会担心我们跟着就要涨价了。
然而这合同一签……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把这买家给控制了。
到时就算福祥公司或别的什么公司想插一脚或是打价格战。对不起，有合同在。
另一方面，就算潘顺德知道有玉米贸易这事，但却不知道是先进公司在经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先进公司赖以生存的依靠，是先进公司与福祥公司斗的资本，也是先进公司最后的底牌。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潘顺德不知道这一点。就很容易掉下我们用先进公司为其设下的陷阱。
看了郑嘉义递上来的计划书，再跟踪了这几天他在玉米贸易上的做为，我对生意方面上的事终于彻底放心了。
当然，说是彻底放心也有些夸张，因为生意场上的这些事也跟战场一样，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清楚最后鹿死谁手。
但我却知道这时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部队方面来了，公司上的“私事”已经影响部队够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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