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作为证明。
我听着可怜的老人说这些话，忍不住又要哭又好笑；是啊，必要的时候，他能把谎扯得多圆啊！那些书都搬到波克罗夫斯基的屋里去，放在搁板上。波克罗夫斯基马上猜透了真相。老人受到邀请留下来吃午饭。这一天我们全都那么快活。午饭以后，我们玩抽签游戏，玩纸牌。萨莎欢蹦乱跳的，我也不比她差。波克罗夫斯基对我很殷勤，老想找机会跟我单独谈话，可是我老躲着他。这是整整四年以来我过得最幸福的一天。
而现在净剩下悲伤、沉痛的回忆了，我要开始讲我那些倒霉日子的故事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笔动得慢起来，好象不肯再写下去似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那么入迷、那么热心地回忆我幸福的日子中我那渺小生活的最小的细节。这种日子是那么短暂；接着而来的就是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结的忧愁，深重的忧愁。
我的不幸是从波克罗夫斯基的病和死开始的。
在我上面描写的最后一件事的两个月之后，他病了。在这两个月之内他为谋生而不知疲倦地奔走，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固定的职务。象所有患肺结核的人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他能活得很长的希望。他只能在某处得到教师的职位，可是他厌恶这种职业。因为身体不好，他不能在公家机关里供职。况且，在机关里供职，他得等很久才能领到第一次薪水。简短地说，波克罗夫斯基到处碰壁，他的脾气变坏了。他的身体垮下来，他也不在意。秋天到了。他每天只穿一件薄大衣出去奔走谋事，求人，央告人，这使他内心非常痛苦。他常把脚踩湿，衣服让雨淋透，最后，他卧床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过……在深秋时节，十月末尾，他死了。
在他生病的整个时期，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屋子，我看护他，服侍他。我常常整夜不睡觉。他很少有神志清醒的时候，常常说胡话，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讲到他的职位，讲到他的书，讲到我，讲到他父亲……在这种时候我听到了许多他的情况，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甚至猜想不到的。在他初病的时候，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有点奇怪地瞧着我，安娜·费多罗夫娜直摇头。可是我直钉钉地凝视着他们的脸，他们就不再责难我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同情了，至少妈妈不怪我。
有时候波克罗夫斯基认出是我，可是这种时候很少。他几乎总是神志不清。有时候他整夜整夜地用含糊不清、意义不明的话跟一个什么人讲话，讲上很久很久，他那嘶哑的声音在他狭小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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