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盗贼，破获的大案，不能在由刑部直接审判了，而是让刑部上法院告状，这其实就是建立公诉制度。
其实真正改革的不是刑部，而是司法系统。包括那一套已经覆盖到所有县城的法院体系，还有新的大周律例。
这套大周律例，是斯佩兰斯基和一批法国法律专家，加上中国的讼师等组成的庞大团队，用了三年时间，收集整理中国习惯法编制而成的。收集了从秦代开始的中国所有律法，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比。周琅抽出时间参与了大部分的讨论，在制定法律的问题上，他跟拿破仑一样重视，所以这套法律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带上周琅的一些思想。
比如对比秦朝法律，周琅发现，秦朝对于见死不救等模式他人性命的行为，是有处罚规定的。甚至包括见到小偷偷东西，如果不去制止，那也是要受刑的。在法律原理上，这等于是将执法权下放到社会上的每个人了，任何人见到犯罪都有执法的权力和义务。周琅加入的内容，显然没有秦法那么严酷，他规定在他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任何旁观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帮助义务，这是鼓励互相帮助，远比费劲宣传要有效，如果因为漠视而导致意外伤害的，旁观者都要承担责任。这就不是把执法权下放，而是赋予每一个社会群体更多的法律义务。之所以引入了秦法的这些内容，就是周琅明白后世中国人对陌生人的冷漠。至于引起这种冷漠的讹诈等现象，则通过反坐来处罚，讹诈是很严重的罪行，讹诈失败可是要反坐的。
由于法国法学家参与其中，又带有一些西方编制法律的方式，更加严禁和细致。同时也带上了一些西方思维。比如周琅支持废除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且还是父债子还等简单粗暴的习惯法，对杀人罪行的裁定，十分细致，包括各种意外杀人，并不需要负有绝对责任。老子欠下的债务，子子孙孙一代代人负担下去，也实在是不适合现代商业社会。
总的来说，刑罚内容上，跟传统法律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各国法律，包括奴隶制时代的法典，在内容上都有大量类同，因为人类对于罪恶的认知基本上是相似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纵容杀人放火等行为，因为法律终归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区别只在个别细节方面，而这些细节正是因为各国的风序良俗不同所致。
比如中国人之所以出现父债子还的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父债子还相比人死债消显然更具有债权约束力，让债主更敢于借债，这种文化的形成，可以让穷人在遭遇灾荒的时候，更容易从地主手里借到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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