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权和下属，兵部有许多官员都担任过这种押送士兵的官职。
一日，他最终明白了这三个官职对他最大的帮助，那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安排人经营印度到阳关的商路，完成戴望所完成的初步铺路，正式将运输胡椒檀香等香料作为大宗货物的进口。
如今没有海关这类东西，他到天竺进口不需要花一分钱，甚至在原材料地区的掠夺收割，他们难于察觉并且毫无防范意识。
这可真是和印度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佛教在印度有了衰微之相，奉行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大行其道，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印度陷入到一种多城邦多种势力的和平年代。
没错，他们分裂为一个个的小国家时，会有相当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反而阿育王，孔雀王等人的统一时期时，长时间地处于战乱时代。
根据戴望的消息，这些国度的人口在稳步上涨，越多的人口代表着越多的商利。
在西边他需要印度人，但在碛西至长安的商路上，他需要许多米查干这样的胡商来联通经营。
长安城的中亚胡人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亚商胡。粟特人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唐代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吸引大批胡商东来，有很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一带。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均是商业之区，亦是胡人们比较活跃的地方。其中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其“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尽管如此，东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毕罗肆及卖胡琴者。关于毕罗，《唐语林》卷8云：“蕃中毕氏、罗氏好此味”。向达先生认为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所谓毕罗，因来自毕国，遂以为名。毕罗应是指今流行于新疆、中亚一带的抓饭。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其中当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过商胡聚集最多的还应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即是，其“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 “西市”条下校补，第117～118页。）市内有衣肆、帛肆、食店、饭铺、鱼肆、酒肆、凶肆、波斯邸等，（注：《唐两京城坊考》附（清）程鸿昭《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第208～209页；《增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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