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调，城市空间受到压缩，正值发展的纽约虽然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但是从衰退中迎来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
毫无疑问“堂斗”是犯罪和暴力冲突，四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引发的，却是不同势力对日趋狭小的经济利益的争夺。
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唐人街华人无法依赖法制、民主和“个人奋斗”来实现丑国梦。
当生存和安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更遑论去习得丑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成为丑国社会攻击唐人街的口实。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得到情感慰藉。
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场，或是云朝雨幕的女支院之中，吸独、赌博、女票女支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型械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场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兹堡的安良商会年会上的派系斗争失败，部分安良商会的人倒戈，最终引发了近十年的东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复冲突。
这种流血事件让丑国报纸觉得华人野蛮、匪夷所思，常常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没完没了，毫无法律观念。
但原因除了对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以外，往往也涉及亚洲社会的“面子”文化。
华夏人的这个观念高于法律。
面子与荣誉、威望息息相关，为了保住面子，决不能忍气吞声，从而导致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其实，许多移民社区中都不乏犯罪现象，1904年有三百三十四名华人在纽约被逮捕。
而相比之下，爱尔兰人被捕人数接近两千人，意大利人超过一万三千人，北极熊人超过一万两千人，德国人超过一万一千人。
这一年曼哈顿发生了六百多起命案，不过只有一个死于堂口冲突。
但是唐人街的恶名远超其他族裔，甚至成为吸引猎奇者来这里旅游观光的卖点。
这两年，公开宣战的堂斗几乎绝迹，似乎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视线。
最重要的原因是华人的生存和居住模式开始改变，同时经济大萧条也打击了堂口的经济能力。
华人不再都挤在勿街、披露街和包里街形成的三角区域，开始散居遍布在纽约各个区域。
华人的餐厅和洗衣房也更多依靠白人主顾，这都让他们不再依赖堂口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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