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可不是张献忠之辈可以比的。
其实张献忠再次造反早有迹象，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受抚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实际上训卒治甲杖，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骄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粮、征税、扩兵，向熊文灿要挟无度，谷城知县阮之钿言张献忠必反，几次密告。熊文灿恶闻其语，不加理会，果然张献忠又反，阮之钿被杀。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声势大振。
崇祯帝闻报后极为愤怒，下令将熊文灿削官，戴罪视事。就在十几天前，授剿总兵官左良玉被张献忠打得大败，士卒死伤上万人。军资丢弃无数，所有的军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因为左良玉大败，局势恶化，崇祯帝对熊文灿更怒。己经遣使将熊文灿逮捕入京。历史上的崇祯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灿被斩首弃市。
这个时候，崇祯帝己经有令杨嗣昌为督师的意思，不过首先要解决粮饷问题。
早些年，大明己经征了辽饷、剿饷。因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寇，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当年的剿饷以一年为期，一年过后停止。不料粮饷用尽流寇还没有剿灭，崇祯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现在张献忠又反，局势靡烂，要剿灭其部，需要的粮饷可能达天文数字。几日前，督饷侍郎请征剿饷全额，再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三数。共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崇祯帝担忧失信于天下，毕竟自己下诏只征剿饷一半，现在复征全额，有出尔反尔的隐患。刚才在乾清宫，崇祯皇帝就是与杨嗣昌，薛国观二人商论这个问题，被宣府镇新来的奏疏打断了。
东路之事决定，君臣继续进行刚才的话题。
对于皇帝忧虑失信这个问题，杨嗣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赠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他为皇帝举例，全国统计在册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往常的税收，也不过仅占百姓产量一成罢了。便是三饷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过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灭流寇之后，便可免去这些加派。天下重归太平。
而且此次练饷的加派，还有剿饷的复征全额，主要对象是那些地主豪强，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响，还有抑止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功效。
显然的，杨嗣昌忽略一个问题，各地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统一按亩征收赋税，会造成很多悲剧。更重要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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