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境内佛寺3万多所，僧尼数量200万。
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度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
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
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
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
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
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
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
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
欧洲是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华夏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华夏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华夏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
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
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
第三次唐武宗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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