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喊道:“咋这么烫,是发高烧了!”又扭过头去批评警卫员道:“你这个警卫员是怎么当的,政委都烧成这样了,你怎么才找我啊?”吴一民嗫嚅道:“这不怪他,我忙着写总结报告,原想就是个头疼脑热的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刘军医嗔怪道:“你这个首长是怎么当的,你不为自己负责也不为革命和别人负责?你这是伤寒病,自己怎么这么不把病当病呀!”吴一民一听这话,因身子疼痛而拉紧的脸子一下子舒展了许多。刘军医的这些话听起来硬梆梆的,但听进心里却很舒坦。警卫战士让刘军医嚷了一气,也不敢多言,只把身子站得笔直。
前面说过,这位刘军医从新加坡医学院毕业后,因受陈嘉庚的影响而参加了援华抗日志愿队。她最初被分到了军区,后因强烈要求上前线,来到了热北抗日支队。在这里,干部战士都叫她刘军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刘军医的名字叫刘玉茹,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籍承德。她的父亲叫刘文礼,是新加坡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别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可刘玉茹从小就像个野小子似的,还进过南洋武术馆学习过武术。
那次在围场,吴一民与杨成龙去参加八路军热北抗日支队成立大会时,得了疟疾病。刘玉茹在给吴一民看病送药的过程中,对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一见钟情,觉得吴一民不同凡响,觉得他眉宇间透着才气,浑身有着一种英雄气慨。后来,吴一民到部队去当政委了,刘玉茹的心也随着他来到了大漠。不知怎么的,吴一民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她的心。在打三道沟大铁桥伏击时,子弹从吴一民的耳边擦过,半拉脸都是血,差一点儿没把刘玉茹吓得哭出声来。这回,她一看吴一民烧成这样,那还能不急嘛!她瞅了一眼警卫员说:“在这站着瞅啥,烧水去,给政委吃药。”
警卫员走了,刘玉茹又伸手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着说:“你可得注意点儿身体,谁也不是铁打的!你对别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你自己的身体就不是本钱啦?”她的手轻轻地在吴一民的头上抚摸着,像春风拂面一样柔和。吴一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把头向下缩了一下。这时,警卫员提着水壶进屋了,将开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放到炕沿儿上。刘玉茹把药片从药箱子里一样一样地找出来,抬起头,想了想,像是对警卫员又像是对吴一民说:“把这些药服下去,等再吃药时我再来,你们两个大男人闹不好会把药吃错了。”
在刘玉茹军医的悉心照顾下,吴一民的高烧退了下去。刘玉茹还是天天按时来到吴一民的住处,坐在炕沿儿上,眼巴眼望地瞅着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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