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与历史的交织
“文化和它包含的美学形式产生于历史经验”。[1]萨义德的批评眼光，根着于历史那些重叠的经验，正由于帝国主义长达几百年的侵略扩张，才产生了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谓的第一章：“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那么帝国、地理和文化这三个根本的概念点，是萨义德一直关注的，这种对于地理空间和历史的关注，是其批评视野的立足点，他发现在英国的小说文化中，诸如笛福、狄更斯和奥斯丁都在小说中无意有意的塑造了一个叙事的空间，他们将小说中所需要而叙述空间安排在英国本土，但是千方百计般的与外界产生联系，将世界和英国联系起来，像简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
“安提瓜岛”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孤岛，这些显然是出于故事的需要而塑造，但却都附属于英国的本土，历史与文化有着重叠的经验，而文化的混杂又预示着其文学作品诸如小说和帝国主义历史和殖民的交错互杂。
“历史不是一架计算机，它在心灵和想象中展开，它体现在一种民族文化的多种多样的表现中，它本身是物质现实、其背后的经济现实和坚实的客观实际的微妙的中介物。[2]巴希尔戴维森《现代非洲》对于经典小说的重新分析，萨义德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探寻出了历史与小说创造的本质意义，我们不妨将视野拉远，类似于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所谓流放但却实际统治了遥远的澳大利亚，和伊丽莎白乔利《皮博迪小姐的遗产》的英国本土职员与远在澳大利亚的小说家的对话，实际意义上是帝国主义对其过往领土的一种守望、看护和回归。爱德华萨义德曾写道：“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的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我并不是说小说是唯一重要的，但我认为，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3]在美学意义的条件下，小说是必然的以反应帝国主义文化的一种载体，萨义德将文化形态的小说置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野之中，读解了小说与帝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萨义德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类小说成就了帝国主义，而是恰当的表明了作为资产阶级文化代言的这些小说和帝国主义这个词眼是缺一不可的，类似于假若没有帝国主义，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拥有这些小说这般意思。
帝国主义在萨义德这里指
“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4]9页我们不难理解，那么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是殖民主义的狂潮，这种向遥远土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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