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够野蛮的结果，因为国内的大环境太好了，社会文明遥遥领先。而且文明人和野蛮人打架是最吃亏的，你打过他了，你比禽兽还禽兽，你打不过他，你是禽兽不如，真的很吃亏。
而当时崛起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就是活脱脱一群野蛮人，你讲道理还能讲过人家，打架肯定没戏，最后导致数千年的文明毁于一旦。
那明朝呢，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规定了农业立国的根本，要过饭的他知道只有吃饱饭农民才不会造反。商人的投机取巧也给老朱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对工商业予以了强烈的鄙视，看看当时沈万三的下场就知道了。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国家大部分的税收只能从农民手里获取，农业税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根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万历后，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蓬勃发展，东南商贾富得流油的同时，却能享受低税收甚至免税的待遇，如果来点天灾人祸什么的，那点微薄的农业税根本入不敷出。
而张居正改革，除了进行全国丈量土地，实行“一条鞭法”，而且他也改革了赋税不均这个局面，在改革农业税的同时也增加对工商税的增收，这样就动了富商的利益，但朝中没人不好办事，于是代言人出场了——东林党。
东林党的产生和江南商贾无关，但东林党的崛起则和江南商贾密切相关，成了他们在朝中的势力代言人，所以东林党人除了提出社会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保护工商业的举措，就是废除工商税，这样就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重。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晚明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通过对外贸易，当时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明朝堪称白银帝国。
于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出现了，西北闹粮荒，造成民变，军队闹军饷，造成哗变，国家有钱，但政府没钱，财富聚集于东南，却不能用之解决西北危机。辽东局势日益恶化，西北民变闹翻了天，东南却相安无事。
军队伸手向崇祯要钱，崇祯说没钱，崇祯只好伸手向大臣要钱，大臣也说没钱，结果后来经过李自成一阵拷打后，大臣们一下拿出了七千万两白银，无可救药了，不亡才怪。这是崇祯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
在杨鹤招抚半年后，起先投降的义军头头们再次离家出走造反了，算是干起了老本行，重操旧业了，因为朝廷给的安家费根本不够用，连补贴家用都不够。
杨鹤的养元政策宣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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