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在个人经历之上，可以大书特书。
因为这种建设伴随的，多半是对于个人命运极大程度的改善。
譬如耕地的方法和轮作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它的出现，大概率是吃不饱的农民，或者有闲情雅致却并不通晓农耕的的创举。
前者，是没办法的办法，孤注一掷，破釜沉舟。
后者，则是对于耕作习俗的不理解，因而也就不受到传统思维的舒服，因而打破旧有规制。
这两者，前者可以给创造者以饱食和一定范围内的声望。
后者，可以叫一个小贵族名垂青史。
而被改变了的耕作制度，由一年一熟到一年两熟，哪怕单次产量低些，只要是能够正常的收获，那一时之间，所能够带来的粮食的溢出，也足以教人心满意足、充满希望。
而在集体来看，这些改变却又是润物无声的。
因为传播所限，也因为朝廷的威信不足以教贫苦的氓隶们冒着颗粒无收的风险去相信。
只有当他们亲见着了这种事情，并且见着那一年两成的粮食，每一次收获都得到了丰收，他们才肯、才能、才敢去相信，并且照猫画虎。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
没有超脱于时代的人的干扰之下的一般情况。
嬴政所要面对的现实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干预。
他如同天降之人，就是那么毫无根据地凭借权力，拿了二十亩地上田去造作。
并且还真的造作成功了。
这种成功，就发生在农会这样一个高强度协作与团结合作、人口密集、彼此依存的集体的面前。
所以当鞠子洲那一年造作完之后，农会里的干部立刻就将有经验的老农们调集起来，一面是参观鞠子洲的造作，一面是开始着手仿制这一成功。
最初他们也没敢全面扩大这种仿制。
因为毕竟是凭空出现的东西。
但，两倍的收成。
百分之二百的利润。
农民只是缺少知识，而不是缺少常识。
他们比谁人都清楚，一年两熟是多么的好。
所以农会在嬴政的提倡之下，选了两千多亩地的下田，搞了一年的扩大化实验，并且在保证粪肥足够的情况下，获取了一年之间，一亩下田收获超过四石粮食之后，他们便不再有所顾忌。
一年之中，亩产四石朝上，冒点险是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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