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狭客。
美国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压力，一方面拉拢了上海一批动摇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大吹特吹罗斯福的新姿态，这样抵制美货运动也就逐步瓦解了。
接着，罗斯福马上建议退庚子赔款，并在圆明园旧址建立了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美国需要的知识分子。
美国政府这一着棋立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成效引起了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注意。他们觉得这鳌头不能由政府独占，他们也需要实业界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这两家也就出巨资，在中国境内大办其大学。
这样，北京有了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南京有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上海有了圣约翰学堂扩大之后产生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济南有了齐鲁大学；成都有了华西协合大学；广州有了岭南大学；苏州有了东吴大学；杭州有了之江大学；长沙有了湘雅医学院。中国的大学几乎有一半操纵在美国人手里……
这段历史足能让人感到，现在中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风险来自何处，为什么国门初开英语就能全面置于汉语之上，竟能成为评价各类专业人才的标准。实际上，英语只是种语言，而专业则是种科学，两者没有任何交集。在中国，至少99%的专业人员不是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可英语却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能力的鉴别具有决定作用，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是主动将我们的汉文化置于弱者的地位，逼着国民嫌弃自己的文化。虽然学习是天下第一正业，但把外语置于自己母语之上的学习，显然是强迫自己的国民另寻忠诚。
没有好老师就没有好学生；有什么样的学生就有什么样的老师。一旦本民族的文化被弱化，则意味着国民的尊严情态会不断的恶化，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产生向原有社会规则发起挑战的想法。人类历史一直都在这样走。
对于读书，有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正面的像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读书是为了写《资本论》，探求人类面临的困惑；反面的像类似欧阳修式的人，他们读书是想做官，他读书过程是受老师、父母或其他人的责令，这种读书大半对社会不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像过去中国历代帝王尽管请了最好的太子傅，然而太子少有良才；今天我们把过去少年大学班的失败经验，奇怪地推广到全国的基础教育中，使得重点班重点人的教育便布各个角落。明摆着，这种缺少社会实践的重点教育会把孩子的成长置于危险的荒野之上，所培养的人容易在国家安定时，他们会想尽办法使自己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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