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两口子才知道是多么困难。田如芝打工的一家餐馆是台岛人开的中餐馆，老板对于大陆客非常歧视，动辄用脏话对她进行辱骂，而餐馆里其他的员工也担心她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位，对她百般刁难。她打的另一份工则是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一个人就要负责四个楼层的所有走廊和厕所的清洁。
在累得坐在墙角不能动弹的时候，田如芝总会想起来美国之前自己在京城工业大学团委的那间办公室，虽然办公桌是那样粗糙简陋，但从窗户里晒进来的阳光，永远都是那样的温暖。每次想到此处，她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刘汉松知道妻子的辛苦，但他能做的，仅仅是在妻子深夜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之后，替她捏捏背、捶捶腰，淘一把热毛巾给她捂一捂僵硬的脸颊。他不能去帮妻子承担这些事情，全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就寄托在他的博士学位上，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去查资料、做实验，争取早一天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
许晓琪刚到弗大来读书的时候，就听弗大的中国留学生们说起过有这样一位可怜的刘博士，还有他那可怜的妻子。留学生们也发起过为刘博士捐款的行动，但大家都是穷人，能够捐出来的数目非常有限，而且也无法一而再之地这样做。
张伟琳和赵斐然是从许晓琪那里听说刘博士这个人的，而且知道刘汉松早先也是毕业于京城大学的，算是她们的学长。她们三个人曾经一起结伴到刘汉松的住处去看过一次，给孩子带去了很多零食。不过，当她们想把凑出来的50美元送给刘汉松时，刘汉松断然地拒绝了，不管怎么说，他还得维持自己最后的那点自尊。
听完三个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述，宁默有些为难。刘汉松的遭遇，他当然是非常同情的。但要说见到可怜的人就提供帮助，他又能帮助得过来吗？再说，放着国内的副教授不当，非要跑到美国来受苦受累，这样的人是否值得同情呢？
“宁哥，你要是为难就算了。我们三个人赚到钱以后，想办法去帮助他一下就行了。我听说刘博士的论文也快要完成了，如果一切顺利，可能再坚持一年，他就能够毕业了。”许晓琪看着宁默沉默不语的样子，赶紧替他开解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把对宁默的称呼变成了“宁哥”。
“我倒不是为难。”宁默解释道，“我是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留学生，可能也不止一个吧？我们帮了他，别人怎么办？”
“在我们弗大，生活最苦的就是他了。像我们有奖学金，而且是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压力就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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