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这一杰作。
（请不要深究为什么对神父的临终忏悔会出现在报纸上变成新闻，问就是十九世纪法兰西的记者们也有极高的职业素养吧。）
复仇，这个主题十分通俗易懂，乃是大仲马一贯的风格。他不会在里讲什么大道理，所专注的不过是描写一段段精彩的情节罢了。
读者通过剧情中能看出什么，那是读者自己的事，作者该做的是埋好伏笔、写好剧情、塑造好人物，连故事情节都不精彩的，写出再多的至理名言也不过是作者的自我满足罢了。
抱着这样的创作方法论，大仲马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杰作，成为了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通俗之王”。
然而，也正因为他创作的作品过于“通俗”，使得大仲马在文学界常年处于鄙视链的下层，无法获得那些高高在上的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
他们会说：
“大仲马的作品没有思想。”
“大仲马的书就是地摊文学。”
“大仲马的只能当消遣。”
这样的情况在中外文学界都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公元2002年，法兰西政府将大仲马的遗骸迁入了先贤祠。
在那之后，瞧不起大仲马的言论少了九成，给大仲马拍彩虹屁的文章多了十倍。
先贤祠到底是何等地方，竟有如此强大的能量，能让喷子退避，化作舔狗来朝？
自古希腊时代，就有先贤祠这类纪念英灵的设施。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将圣人安葬于教堂之下也是惯例的做法。
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国民公会决定将一座建造中的教堂改造为先贤祠，不是纪念那些教会所谓的圣人，而是纪念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作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们！
两百多年来，先贤祠中供奉的伟人只有72位，而其中的作家，仅仅6人——
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墓志铭：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伏尔泰，代表作《老实人》、《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墓志铭：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人懂得其应当是自由的。
维克多•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海上劳工》、《九三年》。
爱弥尔•左拉，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
安德烈•马尔罗，代表作……逝世尚不足五十年，没有作品形成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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