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习性。
宴席进行到尾声，苏东坡忽然想起一事。他高举起杯子，说：“离人，你来京多日，我还没有好好招待，现在又来了履常（陈师道）、方叔（李）。你也发榜了。正好，你做官需要举荐人。我便遍请老友，正式收你入门……就本月二十九，恰好赶得上三月初一的授官。”
苏轼说得是宋朝独特的反贪反腐制度。宋代反贪反腐，一是注重预防重于惩治。新官上任，要有保人，如有贪腐，保人连带负责。一个人如果行为不检，没有人愿意保你，你就寸步难行。所以宋代没有出过像明代严嵩清代和那样的大贪官，却出了一个在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大清官包公。
其次，宋朝反贪反腐还主要依靠道德、舆论。在宋朝，如果一个人犯了贪污罪，朝廷是不会封杀媒体地（邸报）。所以，宋朝贪官即使未受法律制裁，也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因此贪污所付出的贪污成本极大——官员退休后的不再享受原来待遇，也没有退休工资，给后代的照顾也没有，而且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坟山，永做孤魂野鬼。
赵兴中了进士，眼看就要授官，按宋朝规矩，他必须找一个举荐人向吏部投贴，表示愿意做他的担保人。若以后赵兴贪污，这个保人就要负连带责任。苏轼此举，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兴捆在一起。
“离人，前次我已跟和乐楼打过招呼，现在，既然倭国也来了两位友人，索性我们把宴席再办大一点。你去跟和乐楼再招呼一声……你的马快，回头我让你少母送帖子来，你给我分送出去”，苏轼醉醺醺吩咐。
赵兴明白了，苏轼这是想炫耀。三首新曲里有他最得意地作品——明月几时有。而此时，苏轼的仕途生涯已经接近顶峰，他的学生队伍庞大，宋代著名的蜀党派别正在形成，除了他的门生外，太学里李格非等人也在向他靠拢，这让他感到人生得意，需要拿出来炫耀一下。
前面说过，两名倭人将随着赵兴地海鳅船赶来京城——他们不识路，也唯有这样才能摸到赵兴门上。现在他们来了，这也意味着赵兴的大批货物抵达京城。有了丰富的原料，苏轼操办起这场宴席，自然得心应手。
宴席举行的这日，苏轼收到了一封信，他唤过早早在府上帮忙的赵兴，将信递给后者看。“如何？”没等赵兴看完，他就急着问。
这是一封厨师写地信——女厨娘。
金明池三月一开放，整个京城里充满兴奋地骚动，连带着，各大酒楼出名地厨师，都被堆积如山的活儿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以赵兴与和乐楼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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