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的不慎重决定。
同时唐朝采取了道家思想的慈悲心态，减轻了刑罚，同时进行劝善。
唐太宗放三百九十个死囚回家过年，让他们第二年秋天再来，结果到了第二年没人监督，死囚都赴约回来了，于是唐太宗就赦免了这些死囚。
后世明太祖朱元璋评价“贞观之治”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无为而治”的典型治世“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又说“康乾盛世”也是一例，但我个人以为，康熙帝还是发动了太多的战争，不在“无为而治”之列。
本句中，帛书本与通行本仅有一字之别，前者为“居”，后者为“处”，意思差别不大，“居”字含有“处”的意思。一点点微小的差异在于，“居”字的46古字是“踞”，甲骨文、金文中，象人曲胫蹲踞形。本义是“蹲着”。而蹲着就是这一点点差异了，它代表的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居无为之事”，应该更符合老子的思想。
另一个颇有意味的就是“不言之教”了。
人类“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800——公元前 200 年间，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分支，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古印度有释迦摩尼，古中国有老子、孔子。
他们不仅出现在同一个时期，而且，居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言之教。
苏格拉底的思想见于他的弟子柏拉图的记录，著名的《对话录》；释迦摩尼的思想亦由弟子阿难所记录；孔子的主要思想载于《论语》，也是弟子们所编录而成；老子的《道德经》仅 1700 言，为关尹喜强逼而留，否则，老子应该也是不录一字而入函谷关的。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大哲，都是“不言之教”的倡行者，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
这里，要说回“名，可名，非恒名”了。语言是不可能完全覆盖一个事物的，当你试图用语言去描绘或定义它时，就意味着该事物部分信息之丧失。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语言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也是语言引领人类进入文明的。但是，所谓“所有的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语言虽然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靠语言文字传承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一个有重大缺陷基础之上的大厦，每一代人削弱一部分信息，这样，离事物的本源就会越来越远，后人得到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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