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他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还是没太多“拉人”检测的经验。我比较喜欢聊天的时候，顺口问一下，“我们这里可以做艾滋检测，你要不要测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近百个、近两百个，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体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这对从农村出来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急性期症状。
犹豫挣扎几天后，他硬着头皮、带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整个过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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