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是不可能的。
死亡的路人里，一位当场被撞死，现场惨烈，就连急救老手都有点遭不住。
另一位则是车祸伤中常见的严重骨盆骨折，送去一院后骨科立刻做了复位固定，但固定后仍然存在持续的血流不稳定。
骨科叫上本科和血管外的备班，联系上介入立刻做了血管造影，发现有降主动脉和髂外动脉的联合损伤。可人的手速根本比不上死神夺人的速度，医生们还没来得及做球囊栓塞就宣告了死亡。
在这些无辜者面前，穆恒的死反而显得格外自然，甚至更像是上苍的一种馈赠。
不过这种馈赠被冠上“活该”二字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无辜者家庭的损失，不可能因为穆恒的死而有任何削减。
这在当时国内是非常少见的，也为后来要做器官移植的人们拉抬了不少手术成功率。（1）
在丹阳就有这么一位需要胰脏的年轻人，正巧就在一院内分泌科住院。匹配后结果没问题，移植手术被立刻提上了日程。
第二天，术前检查完备，一院移植中心胰脏移植小组联合普外科，把杜默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很成功，术后也没发现感染，虽然有排斥反应，但在药物治疗下完全可控。术后几次检查发现移植的胰脏虽然有纤维化增生，不过基本功能还在。
最重要的是血糖不再上蹿下跳了，每天只需按时注入胰岛素就行。
术后恢复得那么好，杜默的病历一度成为移植中心的成功范例。
而另一边的穆家为了赔偿款，不仅卖了房和车，算上保险和存款，还向朋友亲戚借了一大笔钱，这才勉强撑过了那段舆论爆炸的时间。
当时穆晴心情低落，公司给她放了大假。对她来说那段就是人生里的至暗时刻，人成天恍恍惚惚的，醒来找不到事儿干，睡着了就连做梦都能梦到自己哥哥死时的模样。
最后还是一院的副院长找到了她。
副院长刘坤一直在医务处指导工作，同时他还兼职在红十字会里担任器官移植协调员的工作，他也是少数几个愿意客观评价整件事儿的人之一。
在刘坤的介绍下，穆晴知道了杜默，那位接受了穆恒胰脏的高三学生。
孩子开朗乖巧，又极有音乐天分，手术成功后更是把这一切优点放大了好几倍。
在杜默的眼里，穆家就是他的恩人。这种与周围态度完全不同的反差，让穆晴深深陷了进去，彻底把他当成自己弟弟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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