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政策，都是他仗着强硬的军事背景，直接制定下来的，其中许多政策，并没有得到当时朝臣们的肯定。
虽然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然而时隔多年，满朝公卿们，仍然对此事意难平。
如今的刘志，从最初的懦弱到后来的逐渐强硬，甚至是独断专行，到了现在他已经变得渐渐平和起来。
这种平和，不同于年幼时的懦弱和屈从，完全是一种拥有了绝对权力和威信之后的淡然。
无论是对朝廷的掌控力，以及和朝臣们之间的斗智斗勇，他都已经驾轻就熟。
所以即便他的许多政策和主张并没有宣诸于口，却仍然可以让整个朝廷顺着自己的思路来。
解决了农业政策改革的问题，也就相当于理顺了思路，打开了一道缺口，后面紧接着讨论的工业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宏观调控这个理念一树立起来，就相当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工业发展的问题一样可以用它来解决。
只是这一次负责调查研究的机构，改成了由科学院和工部联合而已，而且除了调控以外，还需要对这个新兴的行业制定规范制度。
虽然手工业古已有之，但在此之前并没有成气候，不像现在会有如此铺天盖地的规模。
为此刘志适时的插嘴，提议各行各业都要建立一个公会，除了国家政策以外，每个行业还要有自己的行规。
这个公会由政府和商会共同开办，同时商部将对此进行监督，以免出现官商勾结的现象。
当然不管什么行业，都要接受御史院的监督，多重交叉的监管制度，才是良好有序发展的基础。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待第一个有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似乎也就没那么尖锐了。
对于整个商人阶层，最重要的同样是规范他们的行为，不能任其为所欲为，扰乱商贸经济秩序。
只要给他们套上了秩序的枷锁，那么这个阶层就不再如洪水猛兽那么可怕。
当然对于身份上的限制还是需要有的，这一点哪怕到了现代也不会改变。
于是众臣一致赞成，对于商业税的细则重新进行修订，对于商贸规则也要制定严格的政策。
除此之外，所有在朝为官之人都不得从事经商，不仅本人不可以，其直系亲属如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等等，一样不能。
他还效法后世某些国家，在刑法里面加上了一条不明财产罪，凡是拥有大量不明来历的财产，又无法说清来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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