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创伤或许比霍尔顿还要更大一些，多少有点西蒙·波伏娃《他人的血》中的那种意味。所以，柯佩韦在生活上的浑浑噩噩、停滞不前也有了解释，根本上是无法承担选择与行动背后的责任。小说第二卷的开头，萨特的《墙》作为一个噩梦出现，直接说明了他所面临的不只是生活的困境，而是具有一定存在主义哲学意义的。
那么，打开柯佩韦内心的仍旧是存在主义。所以小说之后的很多部分里，我们能看到《局外人》或《西西弗神话》。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背影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同样指向了行动的确信无疑。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对存在主义经典文本的导读，同样也是通过这种哲学与文学的力量去激励主人公乃至读者。承担自己的罪，接受一切罚，仍然行动，肩负责任，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小说要阐明的部分内容。柯佩韦最后能面对弟弟的去世，并坚持自己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其力量有形而上的哲学来源。当然，更不可忽视的是他伙伴与亲人的陪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小说中，小主人公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单纯的，互相理解与帮助，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的温情是柯佩韦能够面对过去的底气。霍尔顿因为妹妹的理解而毅然转头回来，但如果他的队友或室友能稍稍给他一些平等的关爱，或是像那两位修女一样跟他坐在一起聊聊天，或许他都不会选择走到大街上吧。
疗愈创伤的不只是形而上的理念，更多的是亲人与同龄人的关爱——那种真正的同理心，而非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我们能看见的是，柯佩韦既是被疗愈的对象，也是去治愈他人的行动者。他在接受大家的爱，也在努力地帮助每一个人，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有极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多元互动的，足球队似乎成为了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乌托邦，大家团结一心为集体努力，同时又真正兼顾了个人的情感与理智。作为搭档的米乐在小说最后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也都归功于他和柯佩韦之间坚固而深厚的情感。每个人都是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又都守望着彼此，用稚嫩的肩膀担起相互保护的责任。而他们身后的大人，那些老师与家长，他们同样是守望者，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为孩子们提供了爱与行动的方向，关于教育的一些理念也通过他们得到了展现。但这一点也许是小说的不足之处，它掩盖了同样对少年儿童影响力巨大的人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设想，如果柯佩韦的父母像霍尔顿的父亲那样随时会“干掉”他，老师们不近人情，甚至潜藏着几个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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