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的生物地理只分别得了17分和16分，最后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正好差了几分，没考上他想上的中学。第一次梦到的时候米乐哭了，哭着哭着就醒了，爬下床来找我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这可能是米乐做过的最恐怖的噩梦了。
我们经常在周五或周六去看望阿齐，起初几次还很难为情，后来渐渐放松，像朋友一样有说有笑了，还玩过他的拐杖，根据他的提议看了好几回赵本山的小品。还记得他开过玩笑，想把拐杖改成担架，让我们抬着他去考试，这样聪明的智商就能彻底占领高地。但是……这样的描述是有些轻佻的，事实可能沉重得多，只是阿齐在那时没有告诉我们。几年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没让任何朋友在做手术的那天来看他——他哭了好久好久，不是因为害怕，只是因为疼。疼得没法吃东西，没法睡觉，更别说什么看书学习了，根本就不可能。兴许穆铮也经历过吧，这是他那天唯一想到过的积极的东西。
而我们呢？只能在这种痛苦的外围打转转，完全不能真正去体会和分担。我们遇到的只是虚幻的噩梦，他人的处境却和地狱没什么两样。
日子还在往前走，我们将自己堆进了生物地理讲义里，用一张张试卷和一次次抽背来麻痹自己。考试在本校进行，它到来的那天平淡无奇。我们没有失眠，也没有怎么焦虑，考前还去走廊尽头的水池那里洗了衣服。揉、搓、拧，反反复复，水花四溅，脸上不带一丝表情。将每条小短裤和每只小袜子一一确认无误地挂到阳台上后，我们才不急不慢地背起书包出门。整个过程也没什么值得记述的，那只是一个会在生命中重复无数次的普通下午，铃声响起后也不曾有什么波澜，似乎没有那么庄严神圣。
而考前一周却发生了件令人心碎的事。清晨，米乐拉开了长长的窗帘，阳光照得我们眼睛发酸，好像橙汁刺进了眸子。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照常升起的太阳之下，我们斜对面的女生宿舍发生了什么。姐姐告诉我，她是我们的小学学妹，比我低一级，才初一。只要想知道，我一定能知道她的名字。弦弦说不定还见过她，毕竟他担任过检查卫生与眼保健操的工作，认识的人很多。我们难受了很久，还在那栋楼下面晃荡过，一层层地数，边走边数——不能停留，因为感觉有人在注视着我们。其实，这种注视可能也是一种保护。而最可怕的莫过于我们真的数清楚了，这栋宿舍楼确实有七层。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又能做什么呢？
小中考在六月中旬结束，期末考试还有三周。我们继续备战即将到来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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