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
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侵华日军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的。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她都忍受了，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通过日记记录了许多历史事件。但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之后又受到了日方和汪伪政府的栽赃陷害。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3]这一段到此为止引自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4]到此处为止，引自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5]引自雪莱《西风颂》，郭沫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