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杨律师，不是我有心为难他们。其实我跟他们打官司也是为了他们好，为了帮他们竖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然啊，他们以后去了别的企业，照样待不长久。”
在开庭之前，那位老板兼培训讲师还笑着跟杨大伟说，让杨大伟放轻松，输赢都无所谓，只要能给对方好好上上一课，也算他们做了善事。
结果没有脱离杨大伟的预测，毫无悬念的输了。
然后那个笑容和煦的老板便变了脸，将钱转到律师所的账号后，对着杨大伟吐了口痰，骂了句废物，扬长而去。
除了这些普通的劳资纠纷，杨大伟还接过几个工伤致死的案子。那些企业主委托人的要求无一例外，要求杨大伟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不要引发不好的社会舆论。好像对于这些人来说，死人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死人的事不能张扬出去。
而在此基础上，能压多少赔偿款就是多少赔偿款。
这里面其实又有条潜规则，这些压下来的赔偿款中的一部分，可以变成杨大伟这样的代理律师的“绩效”。
在那些企业代表的眼中，杨大伟极少看到死者身为人类的尊严，极少看到同情。
也许在那些人里，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谁的父母，也不是谁的儿子，只是一个想要碰瓷他们的讨厌鬼，仅此而已。
杨大伟以前觉得很奇怪，因为极少有企业主直接找到他，来跟他交接的主要还是一些死者的直属领导，企业高管等。
在杨大伟看来，这些高管和那些死者其实是差不多的身份，他们对待这些死者的方式也很有可能落到这些高管自己的头上，但就连这些高管自己都不在乎，杨大伟一个收钱办事的，又能说什么呢？
人们总说，生命无价。但杨大伟看到的事实却是，生命其实是有价的，而且比一般人想得要便宜得多。
在杨大伟亲手经历或听闻的案例中，一条人命的价值区间主要集中在二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年轻人要贵一些，老人则要便宜一些。
会闹的家属能拿的多些，而不会闹的，拿多拿少，全凭某些人的良知价值几何。
赔了二十万的那个案子，也是杨大伟唯一一次拿到“绩效”的案子，所以杨大伟记得很清楚，死者家属是一对老夫妇。
丈夫瘸了条腿，妻子眼睛有些不太好使，不知道是哭出来的还是因为生病。老两口加一起认识的字不超过二十个。
他们在此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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