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做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畏惧斧加之，就会一律按照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这样去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儿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
文学艺术，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歌颂”和“暴露”，它还有“告诉”“讽刺”“调侃”“和息”“要求”“给予”……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用了“阶级标准”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这，便是那；不是拥护，肯定就是反对。表述了改革家，工人农民“火热”的生活，农民起义，那就是“主旋律”，否则，你的嗓门天赋高了，不单当你是帕瓦洛蒂，还会听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虽不及师旷之听，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你别有用心也可未知。
用“政治标准”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进“先进文化”的书目里头。
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这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配合了这一系列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数据、有小说、诗词、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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