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岁那年开始，我在英山县阀门厂当了整整十年工人，从拿二十元工资的学徒工干起，一直到晋升为三级车工，虽然后来做过车间副主任和厂办公室主任，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几年三班倒的车工生活。由于自己的技术是优秀的，干维修活的时候占多数，更多的男车工成年累月都在满身油污地同沉重的铸铁阀门搏斗。那段青春虽然远去，却没有逝去，每当自己在城市里看到或听到我的工人兄弟的有关消息时，甚至遇到静坐于街道上、市府前的工人队伍时，那些陌生的面孔中透射出的熟识的忠诚和勤劳光彩，都让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揪心，特别是那种光彩被压抑和无奈半掩半遮时，更是如此。
我当工人的最后几年，有幸赶上了工厂实行改革的日子。当时大家都挺浪漫的，看着工资飞快增长，奖金逐月增加，都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好的确实大有人在，工人兄弟却不在此列。当我听到我的那些工人兄弟的实际工资比前几年下降许多时，眼前顿时闪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那位被车床绞断胳膊的女师姐，那个被铁屑弄瞎了眼睛的小师弟……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那么一点钱怎么可以活下去哩！
记得当时厂里的一位工程师就强烈地批评过厂长责任制及承包制，他的理由是如果企业摊上一个混账厂长，那么这家企业就会完蛋。实际上，今天不少企业的许多困难都是几任的承包者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以至才有今日的积重难返。当初，大家都为“一个能人能救活一个企业”而欢欣鼓舞。现在，许多的工人兄弟都在为一个所谓的能人也能搞糟搞乱搞垮一个企业，孤独地背负着艰难。也许这是又一沉重的代价！将凤阳农民创造的农业生产承包方式引入意欲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这是否还是以农业的方式、农民的意识来引导中国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最终引导成为误导哩！我的那位工程师工友，曾经预言：早点实行股份制，工人兄弟们还能获得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一些利益，等到企业被少数人掏光了，工人兄弟们一辈子的希望也就变得渺茫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长篇新作《寂寞歌唱》的写作背景，在一九九六年八九月份武汉最难熬的酷热里，我在自己那间简陋但有空调的房间里以每日八千到一万字的速度写作着。隔着一层地板，我的楼下便是某些人能够全心全意享受的桑拿按摩场所，在那里出入的人中绝没有我的工人兄弟，但为这些人服务的却有工人兄弟的姐妹家人！那一阵子我感到自己的笔尖在滴血。
长篇新作在《小说家》发表后，南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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