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浩先生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了三个问题。
1．皇帝攀亲。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一句老话。普通人都是俗人，皇帝也不免俗。李世民攀老子为祖上，御封“太上老君”，奉他的著述为《道德经》。奉《庄子》为《南华经》，《列子》为《冲虚经》。他这个行为有一个伟大的地方，也是李世民这个皇帝伟大的地方。之前很多皇帝，不认为自己是爹生娘养的，是天生龙种，是天之子。比如刘邦，《汉书》第一卷第一段就明文写着他不是人，“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班固老爷子手笔真厉害，天龙成就高祖刘邦的那个爱情时刻，是刘邦的爸爸亲眼见到的。
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当人看，这样的领导容易做到以人为本。明代的朱元璋也学习李世民攀亲，他攀的是宋代的朱熹。宋代的大儒中，朱熹并不是最好的，陕西“关学”鼻祖张载就不在他之下。这可不是我说的，宋朝人当时是这么看的。张载是进孔庙奉祀孔子的，他那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多了不起。朱熹被朱元璋攀亲之后，他集注的四书，就成了明朝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朱熹跨朝代，由宋朝而成了明朝讲师团团长。
我们今天也流行“攀亲”，而且把这类事当繁荣文化去做，流行的话叫“打文化牌”。众所周知，黄帝陵是在陕西的，有的省则重金“打造”黄帝出生地，有的省去攀炎帝，有的攀王公大臣，攀诸子百家，乃至小说里的人物也揪出来攀一攀。故里之争，埋葬地之争，此起彼伏。发掘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态，打牌的心态不对，打牌是游戏。
2．由史官而史馆。
文天祥有一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一句诗，涉及四个史官，齐国的一门三兄弟，还有晋国的董狐。这四个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气甚至在司马迁、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国史由一个人写，叫史官，史官类似爵位，是世袭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话：“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爷俩交接班的时候，声泪俱下。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是李世民终结的。国家的历史由一位史官写改为集体创作，设立史馆。史馆的行政级别很高，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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