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的一面，可以从贾平凹笔下的人物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写起。
秦国和秦朝，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建立标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颛顼历”虽然不太合适，但中国地大物博，历法都凌乱着，有夏历，周历，殷历等六种，每年的正月都不一样，这还叫统一的国家吗？“书同文”，统一文字书写。“行同伦”，这件事做得差劲，“焚书坑儒”，人的思想意识能统一吗？一张纸把星星之火包起来，是痴心妄想呢。
一个国家，如果不打算什么事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那么在有些领域，可以遵循国际标准，而在有些领域，必须有自己国家的标准。前几天看过一个消息，说2015年人民币可以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我们快有自己的金融标准了。也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学，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批评标准。
第三点，我给老贾提个建议。
《带灯》这本书里，有二十几封信，是带灯写给自己意念中的意中人的。中国旧文学讲“写境”，也讲“意境”，“意境”显示着境界和深度，也显示着写作人的审美高度。旧小说里有那么多旧体诗，那是用来显示才能的。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是因为这本书里既有文学才华，还有文化才能。老贾在文章中多次说过，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像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观。带灯的这些信与小说里讲的故事是互不干涉的两条线。在我看来正是用来实现意境的，类似的方法他以前的小说也用过，比如《废都》里人和那头奶牛的对话，《土门》里主人公的灵魂出窍。老贾重视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地方，是与众不同，也是过人之处。但我觉得，这些信，这些信里谈的东西，太美好，太干净。里边的那种善也不是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不原生态，不混沌。可能这正是写作者的用意，带灯就是一盏美好的、干净的灯。我觉着有点理想化，这些信的力量压不住那里边的故事。“红学”的魅力在于追究故事之外的那些东西。或许《带灯》这本小说的故事太有力了，既复杂又清晰，既残酷又婉转。有的地方叫人掉眼泪，有的地方又令人莞尔。而且故事里的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真真切切，是“解体了”的人。“解体了”是什么意思呢？“**”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清晰的，下边的上百万人是个群像，每个人都是模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这个群像解体了，成为真实的个体。《带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就是这些清晰生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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