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们那些有威望、有权柄、德高望重的的领袖人物大多已经下狱，剩下寥寥几人搅不起什么风浪，眼见风头不对，已抱着明哲保身的目的，暂且蜇伏起来了。
剩下这些部堂官哪是科道官的对手，那可是连皇帝都有权弹劾的言官御使。外敌既去，科道官内部便产生了分岐，一些北古籍的科道官和一些迁都对他们影响不大的科道官开始提出了异议。
北元当牟被大明打得落花流水，一溃千里。
此后北元残余一直是见到明军就逃之夭夭，只有被追急了，追到他们的老巅去，才兔子急了咬人一口。如今经过永乐皇帝亲征漠北，鞑靼、瓦刻已俱向大明称臣。
现在的大明战力，远在北元残余势力之上，整个实力强弱已完全不成正比。所谓北平近虏如何凶险，至于么。熟知以后历史的未来人知道北虏威胁之重，当时的官员们不是轻敌，而是在他们心中，北方游牧现在确实不够看的，他们真觉得定都北京，会受到那么大的威胁？
何况，在本来历史上，最后直正成为大明掘墓人的，并不是现在的北元余孽，而是眼下压根就被文武百官完全忽略，不曾放在眼里的女真部落。北元行化出的鞑靼和瓦刻，掳掠寇边是有，可是除了上木堡之战，根本谈不上对大明有过什么真正的威胁。
而上木堡之败，与其说是瓦剌人打的胜仗，还不如说是明朝在大宦官王振的瞎指挥下，自己挖坑自己埋。至于明末女真，连续多年的天灾，大明饥民无数，反旗四举，紧接着又发生了大鼠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吴三挂开了山海关，他们照样没能力闻进来。
可以说，大明在上木堡发生的让大明军力从此由强转弱的一场惨败，其真正原因来于内部。最终亡国，还是内部作用的结果，在当时来讲，过度强调北虏的威胁，不过是反对迁都的一种手段。
百官反对迁都的主要动因是地方保护主义，自身家族利益，为家乡父老谋福利的乡上情谊。可就是这些私心杂念，包装一下，便成了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科道官们坚持主张“轻去金陵有伤国体……”，从安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
故而，当部党官们溃不成军，已无法与科道官们叫板之后，外部威胁一去，内部争议便来了，一些科道官开始明确赞同迁都，还有一些则是迁都与否与他关系都不大，眼见皇上纠结于迁都一事，迟迟不想就易太囘子一事下定决心，故而赞成迁都，这就有点像与皇帝做一场政治交易了。
本来势弱的迁都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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