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因挤兑而破产。财政部长高桥是清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并由日本银行向各大银行发放22亿日元的非常贷款，另由政|府补助7亿日元，帮助垄断金融资本渡过了难关。
最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将开业银行资本的门槛提高到100万日元，强制加速银行业的整合，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大银行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乘机捡便宜，急剧壮大起来，资本总额一跃达到日本国银行总资本的1/3。
垄断资本家依靠政|府的势力，形成金融寡头政治，在金融危机中反而“因祸得福”，不断壮大。这让人联想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拯救包括高盛在内的几个“大而不倒”的银行。
可是，总不能老是靠着政|府的救济来渡难关吧？政|府还指着这些银行企业给国家开创新路呢。从1920到1921年、1923年，以及这次，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七年时间里，日本竟有三次经济危机，这让日本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对比中国经济的蓬勃，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要知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本来就比日本高，即使在民不聊生的清末和民国初期。
之所以世人都认为中国弱、或者列强都自由地欺负中国，是因为庞大的生产都被庞大的人口消费掉了，而真正能够用来交换，政治经济学中称之为商品的东西没有几个。加上中国现代交通的落后，基本上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以一地对一国，焉得不败？
但是当人民党大力推进现代工业和现代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机械、电子等能够十倍、百倍提升效率的新事物的急促发展，便能够有效地把工人、农民的成果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数量级。
工业品的累积是以几何基数递增的，特别是在早期，几个三年计划便使中国苏醒过来。
一旦滚滚的车流驶动，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便不可避免。而人民党组建的“计划委员会”能够以国家的力量协调及引导各行业有序发展，又使得它的方向不易错误。这样，便出现财政收入第一年与日本持平，下一年便超出过半，再一年又是一个层级，三年时间里翻一番的“中国速度”。
这还是未计入很多比较长期的投入几年内不能转化成产值的情况。像铁路、大型水利工程、研究院和大学等，它们的成果要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内才能把效益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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