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
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
表面上看，好像日本人的诚意也挺足，所不爽的是日本人要求中国政|府继续交纳庚金，只是这笔款项将由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参加的10人评议委员会来管理款项的使用，这似乎也没什么。
所以，抱着能为国家取回一分一分的想法，张汉卿默认了在今年初两国签订《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
在签订前，为了评议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谁担任双方又闹了一场，因为这个委员会虽然由中方5人、日方5人共同组成委员会，但是委员长由日本人充任。
中国有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这个协定，他们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
以文化|部部长梁启超为首的一批文化精英要求“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
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政|府施加，按惯例，历届中国政|府会在扭扭捏捏中默认的，可是他们这次碰到的是张氏父子。
大字不识几个的张作霖在几次金融浪潮中也懂了不少知识：多少个委员没关系，这个“长”字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否则一定是吃亏的。
于是他反对这个协定。
知道触及中方敏感的神经，日本方面开始尝试着后退。他们向中方提出：“委员长由中国人任命可以，但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３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权”。
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
张汉卿感觉大不爽：政治上目前日本人搞不成傀儡了，还想在文化上把中国人做傀儡吗？拿我们的钱口口声声说为我们做事，结果既要我们感恩戴德，还要乘机大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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