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也是识大体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想与奉系闹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员会主席一职，不再过问政事，这让冯玉祥大失所望。
讲起来国民党也是悲摧，他们从建党起到目前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一天，接到一封称孙逸仙为“革命鼻祖”的信，写信之人称自己为孙的后裔，请求寄钱。孙回复：“既知我为鼻祖，你为后裔，应当是后裔供养鼻祖，未有鼻祖养后裔的。即使是尧舜，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应当自谋职业，做到生活自给。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养你一世。如果你们还要依赖我，则我愿为你们的后裔，尊奉你们为鼻祖，请你们给我钱吧！”
人穷志短，靠精神吃不饱饭。孙逸仙没钱控制不了军队，他的命运注定颠沛流离。
而在此时空，同样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坛，由于奉系财大气粗，国民军的命脉仍党握在奉系手里。要摆脱困境，需要另僻奚径。
看来能够壮大实力的只有自己了，冯玉祥两人在北京城，不是没有捞到好处。像财政部账面上仅有的三十万元就被两人瓜分、京汉铁路刚解来的一批为数五十万的路款也被逮个正着。只是这些钱对于拥有近十万之众的“国民军”来说，只能卿以自娱片刻。
他们还打起了俘虏的主意。像驻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锟的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锟之侄，系曹锟五弟曹钧之长子）在战事结束后，孙岳软禁了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释放条件。
曹士杰以身在囹圄无法筹款为借口。孙岳便派人到天津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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