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
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
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
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
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一共有8项：
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
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
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
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
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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